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5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向导》周报刊发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在《报告》发表90周年之际，本文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对其历史作用和现实启示略作解读。
　　只有经历调查才有发言权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社会、了解社会。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
　　1925年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回韶山养病。于是他利用这一机会在韶山进行社会调查。经过同各类人士接触、交谈，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1926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深感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7页）。因此，国共合作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调查，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
　　1927年1—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79页）。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有一点“乱来”，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毛泽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农民是“革命先锋”。国民党右派关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说法是道听途说，缺乏调查基础；而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结论是基于实地调查，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舆论混杂、是非难辨的情况下，有利于赢得话语优势和话语主动权。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报告》时说：“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湖南农民运动的亲身经历，使他说这番话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
　　当前，中国农村处于变革之中，各级领导干部制定农村政策，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仍需要对农村进行调查；在对农村进行调查时，要开调查会，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进行实地考察，不能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只有经过充分的农村调查，才能制定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状况的改革发展政策。没有农村调查，就没有资格在农村问题上发言。
　　充分重视农民的力量
　　毛泽东在农村环境下成长，尊重农民、敬畏农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在寻找中国革命力量时，如果说1924年前对工人关注较多的话，那么，1925年后则将目光主要聚焦于农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通过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及形成原因的透彻分析，认识到中国农村所蕴藏的革命力量。
　　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即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强调将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中国革命力量。6月，毛泽东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民问题时，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得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的结论。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说得更直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3页、第166页）。这些认识，揭示了农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为毛泽东在《报告》中定位农民及农民革命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在《报告》中，毛泽东依据自己的观察，断言“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这是对农民运动革命性、正义性的总体肯定，彰显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在《报告》中，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种。在他看来，富农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页、第20页）。农民的力量，来自农民的组织、农民的武装、农民的权力，来自针对农民的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农民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推翻农村社会的封建统治，建构新的社会基础、社会秩序。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逐渐缩小，但农民的绝对数量仍不容忽视。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依然需要依靠农民力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需要农民的智慧和探索；农民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基本利益诉求。
　　农村建设任重道远
　　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村革命，也非常关注农村建设和发展。1926年6月，他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时指出：“农村教育是现在社会很大的问题”，对当时农村盛行的封建教育表示了极大忧虑。8月14日，毛泽东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身份参加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5页）他鼓励与会代表到民间去，直接指导农民，从根本上救治中国农业。
　　在《报告》中，毛泽东所关注的14件大事，既是农民革命的内容，也是农村建设的重点。如通过农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武装，建设廉洁政府，破除迷信与神权，普及政治宣传，严禁牌、赌、鸦片，办农民学校，建立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坝，实际上已涉及农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毛泽东期待通过农民革命改造农村权力框架，实现农村制度变革，改良农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也应当看到，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有些传统观念制约了农村发展，部分农村尚未走出贫困状态。如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农村成为现实；如何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同步推进，在完善村民自治、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协调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如何在谋求农村发展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道路，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